明 “内府供用”铭孔雀蓝釉罐
伦敦 大英博物馆 原大维德基金会
原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旧藏中国瓷器中，有一件明代“内府供用”铭孔雀蓝釉罐颇为与众不同。罐身中等型号，金属扣圆唇口，短颈溜肩接腹，一线到底。色彩鲜亮，造型厚重沉朴，颇有明风。此罐的窑口被大英官方认为是景德镇窑，应属内府用瓷。但传世所见，多为“内府”瓷器，而书“内府供用”者，则极为罕见。
明 “内府供用”铭黄釉罐
北京中贸圣佳 2017年春季拍卖会 “藏珍”专场，Lot：2169
2017春，北京中贸圣佳春拍，“藏珍-古代陶瓷艺术品及宫廷瓷器”专场中出现一例“内府供用”铭黄釉罐。亦是圆唇口，短颈，溜肩，造型与大维德罐如出一辙，肩部起铭“内府供用”四字，底部的处理方式也近似于大英罐，应为同一窑场生产。因此例可供上手观察的便利，发现其胎土棕褐，施白色化妆土，上罩黄色釉。釉表细碎开片，釉质厚润有玻璃质感，颜色鲜明夺目。修坯打磨很精细，内壁满釉。制作工艺较为复杂，是公开资料的传世器中唯一一例黄色釉“内府供用”罐。
明 “内府供用”铭白釉罐
山东博物馆
今查世藏之公开资料，暂仅见三例明“内府供用”铭罐。除却前述两者外，山东博物馆亦藏有一例白釉罐，属化妆土白瓷。三罐造型、工艺近似，铭款相同，应属同一窑场的产品，显然并非是按照大英博物馆官方所定的景德镇窑，而应是北方窑场的作品。
“内府供用”铭款比对
左：中贸罐；中：大英罐；右：山博罐
那么，此类“内府供用”铭罐的具体窑场到底在哪里？查阅明代文献，有数条相关线索。如见《大明会典·卷一五七》[1]中“陶器”一节，载：
“岁造：内府供用库每年该用磁坛一千五百个，光禄寺每年该用缸、坛、瓶共一千八百五十个只，俱分派河南布政司并直隶真定府烧造，河南彰德府每年造瓶、坛、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件，钧州每年造瓶坛缸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三件，直隶真定府曲阳县每年造瓶坛缸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件，俱送光禄寺供用。”
文中所说“内府供用库”，为内府十三子库之一。查《明史》，见：
“ 其外有内府供用库，掌印太监一员，总理、管理、掌司、写字、监工无定员。掌宫内及山陵等处内官食米及御用黄蜡、白蜡、沉香等香。凡油蜡等库俱属之。”[2]
光禄寺则为专供中央政府祭祀、朝会所用馐食以及日常饮膳，乃“专职膳馐享筵等事”。故知文中两个机构都与皇家膳食有关。其所用物料，如米面茶酒醋等，皆需用包装器来进行盛装，故命烧缸、坛、瓶。其分制于河南彰德府、钧州与直隶（河北）真定府。今所见北方窑场之“内府”铭器，如黑釉内府大罐，应为磁州窑烧造，旧隶于彰德府。而此类“内府供用”的色釉产品，则推测为禹州窑场（钧州）烧造。
明 钧台窑 孔雀蓝釉四方盆 标本
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钧窑遗址发掘出土
明 钧台窑 孔雀蓝釉高足球腹罐 残件
钧窑遗址采集 私人收藏
明 钧台窑 孔雀蓝釉海棠盆托 标本
2004年李少颖采集于禹州制药厂
明 钧台窑 茄皮紫釉鼓钉盆托 标本
1973~1974年 钧窑遗址发掘出土
2004年禹州制药厂钧窑遗址发掘，除却传统官钧釉产品外，还发现了大量的颜色釉产品。如化妆土白釉、孔雀蓝釉、茄皮紫釉、酱釉等。但就目前来看。这批色釉产品似乎成品率并不高，北京地区较难能采集到实物遗存。查观中贸圣佳此次春拍所现黄釉“内府供用”罐，胎体颜色棕褐泛红，细施粉白化妆土。底部无釉，化妆土痕迹明显，制作手法与明代禹州色釉产品近似。
明 钧台窑 孔雀蓝釉大罐 标本
钧台窑遗址采集 私人藏
明 “内府供用”铭黄釉罐 底部
北京中贸圣佳 2017年春季拍卖会 “藏珍”专场，Lot：2169
明 “内府供用”铭孔雀蓝釉罐 底部
伦敦 大英博物馆 原大维德基金会
关于“内府供用”，目前来看，有两种解释。一是为专供“内府供用库”而生产制作的。另一种，则可将“供用”解释为“供需使用”，“内府供用”即“（为）内府供（需）使（用）”，是为内府中所有需要此类包装器的机构生产的通用产品。
按文献来看，内府所用瓶、坛、缸的生产量十分巨大。而对比之下，显得今日所见的明代“内府”铭瓷器极为稀少，更不需说“内府供用”这样罕见的铭款，此情况令人疑惑。故推测其当年的绝大部分产品并无“内府”铭款，而只作为制式统一的普通盛装器来制作。这就进一步引发了一个问题，“内府”铭款的制作意义是什么？
现已知“内府”铭瓷器的生产窑场，除却北方的磁州、钧州外，还见于处州龙泉窑与饶州景德镇窑。龙泉窑暂未见传世整器，但窑址曾出土“内府”款梅瓶残片。
景德镇窑产品，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中，藏一对“内府”铭白釉梅瓶，附青花秋葵纹瓶盖，为永乐制品，是安宅英一的旧藏，旧传为北京出土，后流至东洋。
另台北故宫国立博物院藏一只“内府”铭梅瓶，无盖。曾录于《故宫瓷器录·明·丁·上编》：“ 敛口卷边，丰肩，敛腹，浅圈足。胎质较厚，面施白釉，肩上有青花书‘内府’二字。底足均露白胎。高三七.三公分，深三五.七公分，足径一五.0公分，腹围七五.八公分”，编号“菜三七四”。
此外，《收藏家》杂志于1998年第二期披露了一只永乐“内府”铭梅瓶，口部损伤[3]。后于北京华辰2004年春拍中释出，Lot号：130。
明永乐 景德镇窑 青花白釉“内府”铭梅瓶
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
明永乐 景德镇窑 青花白釉“内府”铭梅瓶
北京华辰 2004年春季拍卖 “瓷器玉器工艺品”，Lot：130
南京博物馆亦藏一例“内府”款梅瓶，出于南京市天顺七年怀忠墓。怀忠曾为司礼监太监，后又外派南京，为南京守备太监，其官场身世复杂，颇可玩味。他有两次大的晋升，都是发生在明英宗复辟之后，第一次是天顺元年从内织染局副使（五品）跃升为司礼监左少监，第二次是在其不久的天顺二年跃升为司礼监太监，这不得不使人推测他的高升，应与英宗复辟有关，是“夺门之变”的结果。但到了天顺三年，便被外派至南京，成为南京守备。
南京在明代为留都，自有一套机构。内府二十四衙门亦在南京有设立。南京守备太监号称“三千里外亲臣”，辖领二十四衙门，地位不谓不高。但在政治实权方面，则无比于北京，主要打理南都事宜，是司礼监的外任。故其名义上是外调，实际上降权。他到任南京后，任上活动频繁，也颇做了一些工作。
怀忠墓墓室狭小，其中所出遗物相对简单，数目不多，从当时的发掘简报上看，此青花款梅瓶是唯一一件瓷器，应该是怀忠生前或藏时比较重要的器物。该梅瓶与永乐“内府”铭颇为不同，倒是与南京故宫遗址所出的洪武“赏赐”铭梅瓶颇为接近，青花料的发色也与洪武时期相近，故认为此梅瓶应当为洪武产品。
这一类景德镇“内府”铭产品的制作十分精细，质量很好，并且数目很少，不会只是简单的包装瓶，“内府”铭也似乎并非是简单的“身份标识”。怀忠墓出土梅瓶与“赏赐”铭梅瓶形制接近，加上怀忠本人复杂可玩味的宦场生涯，使人怀疑洪武、永乐时期的景德镇“内府”铭器，是否是专门用于皇帝赏赐用途？
左：明洪武 景德镇窑 铁彩白釉“赏赐”铭梅瓶 南京博物院
右：明洪武 景德镇窑 青花白釉“内府”铭梅瓶 南京博物馆
而至于北方窑场的“内府”铭器，目前多见为罐。其型号不等，有的尺寸极为硕大，如日本爱知县陶瓷资料馆所藏“内府”铭黑釉罐，高愈60公分。相比文献中记载的数目，今日所发现的北方窑场“内府”铭器实在稀少，而且多制作颇精。但一来不曾见于墓葬出土，二来有尺寸过于硕然庞大的，用于其他用途似乎并不方便。按《大明会典》记载：
“......洪武二十六年定，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、须要定夺样制，计算人工物料......”[4]
而北方窑场生产的内府用瓷数目极为庞大，从“五瓶坛”、“七瓶坛”等来看，内府用瓷应当是有一个统一的以“瓶”为计量的规制。这应当是为了保证规格相同而设立的，并应当下发有官样，按样烧造。[5]故推测属“内府”铭、“内府供用”铭的器物，或许正是这一生产标准中的“官样”器物。
此种“内府供用”铭罐，造型简朴大气，端重沉稳，不但是考察明代内府的官用物料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，也自有其在造型制作上的设计美与机能美。此次中贸圣佳春拍所释黄釉“内府供用”铭罐，品貌完好，在同类中当为佼佼，为这一类产品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与方向，十分值得关注。
注释：
1.李东阳（明）等重校：《大明会典·卷一五七，工部十一》（《正德会典》），“陶器”，弘治十五年成书，正德重校刊印版。
2.万斯同（清）等：《明史·志第五十，职官三》，《武英殿二十四史》本。
3.陈为政：《秘藏百年重现于世的明永乐内府梅瓶》，《收藏家》，P32~33，1998年第二期。
4.申时行（明）等重修：《大明会典·卷一九四，工部十四》，“陶器”，万历十五年版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。
5.王光饶：《明代宫廷陶瓷史》，第四章第三节，“一 明钧台窑场之论定”，P165~166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10年。
声明：本文所用馆藏及拍卖照片部分来源于官方网站与相关著录，山东省博藏罐照片来源于网络，相关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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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永乐 景德镇窑 青花秋葵纹莲苞式钮“内府铭”梅瓶盖
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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